美国推广,民主制度输出

日期:2019-10-25编辑作者:国际要闻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解析

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对外战略与中国的对策

2007年04月17日 08:43:39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美国国家对外战略中,“民主制度输出”战略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它的本质就是美国以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等软实力为支撑,以国家政治诉求为先导,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而建构的一套追求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思想。美国通过武力、新媒体和更加隐蔽的手段到处兜售美式民主的做法已经激起许多国家的反感和抵制,其“民主”的推行面临着众多现实困境。中国应该认清该战略对于我国的危害,深刻了解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内在逻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展现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传播中国价值观,大力提升国家软实力。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加剧。作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同样日益加剧,这种竞争在核心价值观方面体现尤为突出。为了提升本国的文化软实力,各国都努力输出自己的文化,以扩大影响。在这方面美国的对外战略尤其注重推广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对之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穿其“西化”和“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图谋,以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

近年来,中日两国政府及学界就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有关课题和建言层出不穷。笔者注意到,日本近年来多次提出,日本与中国在价值观上根本不同,强调日本奉行民主自由价值观,因而只能与同等价值观的国家结成合作伙伴。未来的中日关系的性质是否最终取决于“价值观”?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到底起什么作用?或者只是个借口,这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政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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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主要途径

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

美国的国际战略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民主制度输出”进行。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将“推进民主”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小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尤其重视这项对外战略的政治实践,之后被奥巴马承袭。然而,这种单方面、强力推行政治价值观的行为,引起了诸多国家的反感,遭到了多国人民的反对。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公开宣称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基于对海外的民主输出,但他上任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我们应如何理解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战略?本文试图对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内容、特征和本质进行分析,从而正确认识和把握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实质,这对于我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高我们党处理国际事务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美国自立国之日起,就一直注重传播自己的文化。对于上帝的“使命感”使之热衷于传播所谓的“美国精神”。但把“善世价值”作为思想武器来推行其全球化的战略部署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更加重视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软实力,提出在全球推广美国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推进民主改革以减少对美国安全的威胁。2008年奥巴马执政后,更是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推进“普世价值”。至此,美国把推广“普世价值”纳入其全球战略,使“普世价值”的推广成为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自由主义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战争史,真正因价值观不同引发的战争微乎其微。如果说,意识形态曾经在哪一次战争中扮演过主要角色,那就是冷战了。美国的“凯南报告”中,阻止共产主义蔓延是西方对苏联发起遏制战略的主要理由。美苏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推行所奉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以冷战又称为“意识形态之战、体制之战”。然而,有的历史学家并不接受这个结论。冷战研究者更倾向于认为,冷战是两个超极大国为争夺霸权展开的意识形态大战,或者说意识形态只是争夺霸权的手段。所以当时将美苏两极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冷战究竟是价值观之战还是两大国争夺霸权之战?冷战结束是否是价值观成败的结果?这是留待历史学家研究的大课题。这里不做深入探讨。

一、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美国推行“普世价值”的战略逻辑就是从全球化到美国化

有一点是肯定的,研究冷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冷战延续下来的思维模式仍然在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在亚洲,随着一体化问题的出现,日本提出“相同民主价值观国家伙伴关系”的说法,质疑不同价值观国家间实现一体化的可能性,借此削减中国对东亚的影响力。在欧洲,不论是东扩还是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其实质无非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前苏联地区奉行的现行体制和西方价值观。在中东,一场伊拉克战争,引来了无数对战争意图的猜测。但价值观因素仍然是发动战争者用来支撑其战争动机的主要说辞。可见,打着价值观旗号,结成以价值观为标准的统一战线,似乎成了21世纪的一个国际政治现象。

“民主制度输出”战略主要是指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本国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左右他国政治发展,力图在全世界推行西式民主制度。

美国认识到,在具有中心与边缘权力结构的全球化时代,只有获得话语霸权的国家才能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居于主导地位,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为美国式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提供便利条件,最终实现政治全球化。因此,美国在继续强化军事、经济竞争的前提下,又把意识形态、文化以至核心价值的竞争提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全球化在“普世价值”的掩盖下很大程度上美国化了。从经济一体化到文化同质化再到政治“民主”化,这正是美国使全球现代化的强势逻辑。①

软实力和硬实力

1.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现实脉络

以硬实力为后盾,以软实力为手段

进入21世纪,美国有人提出“软实力”概念,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由硬实力和软实力组成,缺一不可。而当今软实力最强的国家非美国莫属。这一论点使得“民主价值观决定一切”的论调更加有市场。另一边,中国的迅猛发展向世界证明:一个奉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奇迹,同时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并使之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显然并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和一些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经济体制的转换和宏观调控来得更加迅速和有效。接下来人们开始谈论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也有人期待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将最终推动中国向西方价值观靠拢。逻辑是,目前世界通行的市场经济模式,必然要与自由民主价值观相匹配。

冷战期间,美国推进民主是为了争夺“中间地带”,对苏联、东欧等实施“和平演变”,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斗争烙印。1994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确定把“推进民主、维护安全、扩展经济”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由此美国正式将推进“民主”作为谋取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在“9·11”事件后,美国更是积极推动中东民主改造进程,煽动和支持“颜色革命”,同时借助盟国的力量推进民主,把扩展民主作为外交事务的中心任务,并开始鼓动“自由国家”团结一致推进全球“自由进程”。如以巩固所谓“民主国家共同体”为由,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极力修复因伊战而疏远的美欧关系,并以强硬态度对待与之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继续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采取合作与遏制并举的策略。前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着重强调,“美国民主是美国民族信念和精神的体现,是美国永恒的力量。把美国民主推向全世界的美国梦,仍然放着光芒,仍然是美国的不懈追求”。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奥巴马政府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力求借助盟国的力量完成向世界推广美国民主的使命。比如,无端干涉亚洲内部事务,利用亚洲国家间存在的领土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挑拨它们之间的关系等。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继续将全世界的“美国化”作为根本战略,还利用“民主”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积极推行霸权政治。奥巴马连任之后比第一任期更加积极地推动“民主输出战略”。一方面,任用了对民主人权事务更为上心的国务卿克里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缓解也让美国重新找回了信心,隶属于美国数量庞大的非政府组织再一次活跃起来。根据美国2013财年预算,美国在全球多数地区的“民主投入”都有显着提升,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投入相比2012财年同比增长25%,这足以让“自由之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开辟更多的项目。

美国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依靠强大的物质和军事保障,在“普世价值”的旗帜下推广自由主义和美式民主,使各国接受和采用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这是美国重要的软实力。美国拥有传播“普世价值”的基本实力保障,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开展强势文化战来传播“普世价值”。具体推行途径有:利用现代传媒进行长期的、全球规模的广播宣传,宣扬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通过非政府组织、民间基金会的推广,以“文化交流”为掩饰进行文化渗透;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输出文化商品,并通过全球贸易的文化“配售”来传播美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互联网建立各种全球媒体网络,进行媒体外交;通过大众消费文化进行公共传播等政治社会化渠道,对外推广其民主制度和政治价值。

美国输出软实力

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的过程中曾经一度通过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有关对外政策的竞选演说中他曾明确表示,美国在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及叙利亚的路线都犯了错误,每一个行动都使该地区陷入混乱,并给予了ISIS所需要的生长和繁盛空间。而这些错误都源于一种危险的想法,即美国可以使没有西方民主经验或者对西方民主不感兴趣的国家变成西方民主国家。然而,在特朗普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他不仅没有放弃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反而力图通过军事膨胀来加强其在海外的国家建构。显然,“民主制度输出”仍是美国现今追求的目标。

二、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实质和作用

美国软实力说的依据是,如果一个国家是成功国家,那么他的软实力就具有榜样的力量,为其他国家所效仿。问题在于,假若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皆具优越性,代表先进的力量,是否就一定为所有国家所接受?或者就可以毫无障碍地输出到任何国家?这又是一个大课题。

2.“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动因

美国打着推广“普世价值”的旗号,实际上最终目的是要确立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实现自身之利益。

一个国家是否接受由外部输入的价值观体系,取决于许多因素。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起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基督教进入中国几百年,基督教与中东伊斯兰教冲突的上千年历史,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了价值观移植的巨大难度。美国布什政府在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决定对伊实施民主体制移植时,曾提到美国二战后对日本、德国实施民主化改造成功的例子,同样不足以说明价值观移植是可行的。德国且不论,单说日本,倘若没有19世纪明治维新的基础,很难想象日本会轻易接受一部外来宪法。明治维新是主要由内部矛盾尖锐化引发的改革运动。如果说外部的影响,就是当时先进生产方式开始输入日本,促进其内部生出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价值观。

“民主制度输出”体现了美国政府对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笃信。冷战结束后,有学者总结分析了冷战的经验和教训,并提出了“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认为,由于民主国家间不易爆发冲突和战争、或是推翻现政权的革命或政变,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民主化程度越高,就越趋向于和平,也就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社会制度以及全球利益都更有保证。基于这样的理论,美国更应该致力于推动世界民主化运动,领导世界民主化趋势。弗朗西斯·福山也曾乐观地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就此终结。

推行“普世价值”是美国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表现

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提法,与马克思意识形态和生产力关系学说有相似点。但美国的软实力说的着眼点,是为了输出美国式的价值观体系,并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而这也正是它与马克思有关学说的重大区别所在。马克思强调的民主意识形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的民主意识形态不是靠外部输入,而是内部发展的结果。最为现实的例子,就是美国在伊拉克移植民主的失败。可以预测未来的伊拉克体制绝不会是美国希望的面貌。伊拉克会有选举制,会有政党政治,但已经是走样的形式。伊拉克的未来只能是中东现实环境的产物。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高级助理、后来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助理国务卿的莫顿·霍尔珀林认为,

西方文明在人类现代文明成果中占据了主导优势甚至强势支配地位,所以在政治上甚至全球政治发展问题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张与声调占了主流,导致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表现为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道路上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认同和实践向度。美国坚持把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普世价值”向全球推广,标榜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核心,无视文化具有多样性和价值具有历史性、阶级性,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为美国不顾民族国家主权在全球实施霸权、追求自身国家利益提供理论辩护。美国推广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而是赋予了自己规定的内涵。例如,按美国的标准,政党制度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体形式和领导人的普选制才算是民主,实际上,代议制只是实现民主的方式之一,如果把代议制与民主划等号,就等于把民主模式之一的美式民主等同于全部的民主,这是用具体取代一般,即只认为“白马是马”,却把“黑马、红马”等排除在“马”之外了。这种以自己定义的“普世价值”内涵取代一般普世价值的做法,既混淆了视听,更容易让人们对民主的认识片面化。在美国所提倡的“普世民主”价值的背后,隐藏的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狭隘心态。美国宣扬“普世价值”的用心,不在于“民主、自由、人权”本身,而在于“民主、自由、人权”背后的制度。

美国的“软实力”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是美国价值观输出的另一个障碍。旦凡美国振振有词地遣责暴政和专制时,总会有人质疑美国的真正意图:名为推翻暴政,实则为了控制某个国家,要么该国家地缘政治地位很重要,要么盛产石油。实用主义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远的不说,如果将美国打伊拉克解读为阻止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过是推翻其政府的借口的话,那么对伊拉克实施“自由民主”改造不过是掩盖布什政府企图控制伊石油资源的借口。同理,也可将“民主国家间不会打仗”解读为:实行民主的国家是保障美国石油安全的最佳方式。由此可以断言,价值观输出和实用主义的政策正在将美国推向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

【“美国应该在世界迈向民主的进程中担当起领导角色,民主政府更爱好和平,很少发动战争或者引发暴力。那些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不可能与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战争,也更愿意支持对武器贸易的限制,鼓励和平解决纠纷,促进自由贸易。这样,当一个民族试图举行自由选举和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时,美国和国际社会不仅应该帮助,而且应该保证这一结果”。】

“普世价值”是美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

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提出:

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加以推广,把非本国文化看作是“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极易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美国首先鼓吹“普世价值”为压制战略竞争对手制造舆论氛围,然后输出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对它所不认同的文明和价值观进行打压,还用武力打击、政治颠覆、外交封锁、经济制裁等手段来推进它认为的“普世价值”。作为美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战略工具,“普世价值”的推广收到了显着成效,表现在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美化其霸权行径是维护人类正义的行为、削弱它所针对国家的最高权力主导能力、通过颜色革命扶植傀儡上台等方面。

【“民主的传播有助于解决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其他问题,民主国家不会侵犯人权,不会攻击邻邦,不会采取限制性的贸易政策,不会从事恐怖主义或者不会制造难民。”】

“普世价值”是美国图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手段

“民主和平论”和“历史终结论”作为冷战后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理论依据,不仅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而且为宣扬美国国家价值观提供了新的逻辑前提。

美国宣扬“普世价值”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向引入资本主义的既有轨道,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终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体系。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苏东剧变。戈尔巴乔夫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观点,为“高于一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摇旗呐喊,在客观上解除了苏共的思想武装并迎合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在所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导下,苏联逐渐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最终走上了一条亡党亡国的不归路

美国进行“民主制度输出”的另一个现实动因是以民主为旗帜,推行新干涉主义。美国极力宣扬民主的“普世”意义,意在利用人们对“普世”这一概念的模糊性认知,实现其所谓“民主理念”的传播。通过强调民主的“普世性”,美国力图推进人民对“民主”这一概念的广泛性认知,最大限度地减少所谓非民主国家人们对其推行的民主在价值认同上的障碍,以便其在逻辑上“合情、合理”地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顺理成章地肢解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本国政治文化的认同,从而对这些国家植入美式民主理念,让全世界都忠诚、信奉、认同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而实现其“美国梦”。例如,美国总是以“人道主义干涉”或“新干涉主义”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政权。还曾以打击恐怖主义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旗号,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都留下了美国借用“民主”推行其霸权行动的劣迹。除了武力之外,美国时常还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以民主、人权为压力,力图将中亚国家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弱化乃至抵消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在中东,美国通过石油经济政策的威逼与利诱,对中东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造,期望利用石油经济的主动权塑造政治上亲美、经济上附美、文化上信美的民主政权,进而削弱该地区的反美武装和伊斯兰极端势力,这样不但可以获得稳定的石油来源,而且还能制约依赖中东能源的其他竞争对手,扩大美国优势。

三、中国应对美国“普世价值”推广的对策

简而言之,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试图通过“民主制度输出”改造有关国家,可从中收获四个方面的利益:一是通过控制中东和中亚各国政权,把控这些国家石油进口的方便渠道,确保美国全球能源主导地位;二是通过控制东欧和中亚等“心脏地带”,有效遏制俄罗斯,并对发展中的印度和中国形成战略围堵,防范可能威胁美国的地区大国的崛起,以期控制整个世界;三是根除恐怖主义威胁,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和平与安全;四是按照美国的意志推进世界各国的“民主化”,以“民主世界”的领袖来领导全球,巩固其霸权地位。由此可见,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基本特征就是美国国家利益至上。

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冲击。面对挑战,如何在多元文化价值与利益并存的时代,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维护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

3.“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主要手段

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

美国推行的美式民主,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根据改造国的具体情况,交替或综合运用军事干涉、政治高压、文化侵蚀、经济引诱或制裁以及非政府组织渗透等多种手段,迫使一些主权国家政府屈服,有时甚至直接出兵颠覆一些国家现政权。

要以开放的心态,理性地应对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战略。反对两种极端思想,一方面反对“以同代和”的观念,即认同普世价值就是无条件地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因不同而不和”的思想,即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拒绝美国价值观甚至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为此,首先应当以建设性的姿态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人类有益的优秀文明成果。其次,应该加快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般普世性价值提炼出来,发展和丰富普世价值形式,以增强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再次,应该积极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尚中”的核心理念,发挥中国文化具有的融合力优势,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奉行“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在国际政治交流中强调“加强对话、求同存异”,只要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不同信仰和文化之间能够做到和谐并存、合作共生,对话而不对抗、交流而不交战、和而不同、和衷共济,才能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与文化融合。如果中国把独立的文化价值融入到国际社会中,把自身文化中所具有的一般共同价值贡献给人类,就会改变目前中国是被动的价值接受国、西方是占优的价值输出国的现状,逐步形成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既是共同价值的创造者,又是共同价值的认同者的局面,为丰富人类的共同价值作出自己的贡献。②

军事打击和干涉。冷战期间,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对朝鲜、黎巴嫩、多米尼加、越南、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进行了武装干涉。冷战后期,美军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借口,打击“南联盟”科索沃和海地。“9·11”事件后,美国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重点,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又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借口,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确定一个方向: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

政治高压。美国长期以“人权法官”自居,每年都发布一份体现美国意志的人权白皮书,对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评头论足,评判的标准仅凭与美国关系的亲疏与好恶,全然不顾其自身人权存在的诸多问题。美国利用它所自居的所谓“人权”这一国际政治道德制高点,打压、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从而促其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进行政治改革。

首先,要明确中国对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做法和美国对“普世价值”内涵的界定并不认同,中国对民主、自由等价值有自己的理解。抽象的民主是普世价值的一种,但它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英国着名的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在《民主与全球秩序》一书中就分析了三种基本民主形态,“首先是直接民主制或参与民主制,即公民直接介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制度。这是民主制的‘原型’,发源于古代雅典等地。第二种是自由主义民主制或代议民主制,这种统治制度是由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在严格界定的地域内行使权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张坚持‘法治’。第三种是以一党模式为基础的民主制的变化形态”③。这说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只是与古希腊民主同一层面的民主模式之一而已。而且,资本主义民主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美国式、英国式、日本式等。所以,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只是民主的不同表现形态,虽有区别,但都属抽象的民主范畴。这是双方必须明确的。只有在此基础上,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才能为人类文明大厦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石。

文化侵蚀。美国利用发达的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向全世界宣扬美国国家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借以对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国民众展开美式民主政治攻势,释放不利于他国政府的言论,对他国政府进行造谣从而蛊惑人心,以此扰乱社会秩序,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为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制造借口。

其次,要明确普世价值中的优先次序。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普世价值中的和平、发展、公正、人本更加重要,这些价值比美国标榜的价值更具优先性。在追求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个现实的普世价值时,中国政府已经把促进公平正义提升到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的高度。而且,公平正义本身就含有公正、平等地包容多元主体正当权益的意思,因此,公平正义不仅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取向,也代表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价值。这样一种理念和行动有助于中国对外展示国际形象,以回应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关切。

大打“经济牌”。一是经济引诱。通常美国先给予目标国以经济、技术援助、贸易最惠国待遇等,不断增加投资从而扩大经济交往,在此基础上培植目标国内部的亲美利益集团,完成对目标国经济命脉的控制,使目标国对美国经济产生依赖,由此顺理成章地实现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输出。二是经济制裁。美国政府经常使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来直接遏制他国的经济发展。在冷战结束后的10年里,国际上发生了50件经济制裁案,其中有36件是由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实施,近三分之一是由美国单方面实施。至今,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如俄罗斯、朝鲜、古巴、叙利亚等。

再次,要明确“中国模式”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大力拓展“中国模式”的全球影响,提升中国道路的软实力。有学者曾经提出,“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中国模式”是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文化”理念,参照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摸索出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既没有盲目跟从过分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没有完全效仿强调政府主导市场的“东亚模式”,实行公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国有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发展的模式。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中国模式”正在实践着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有着强调政府作用和福利社会的“莱茵模式”的影子。在政治方面,“中国模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不仅体现了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也中和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和强调自治的“南斯拉夫模式”,以中国特有的智慧有效地解决了中央集中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目标。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基础上,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价值追求。正是“中国模式”的这些内在规定性,对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和私有化进程造成了一定阻碍。因此,有些人以中国目前存在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为借口,来否定“中国模式”。实际上,现阶段出现的贫富差距加大、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使用、环境污染、公有资产流失、价值缺失等问题,恰恰不是因为实行“中国模式”,而是私有化过度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过度宣扬的结果。“中国模式”世界意义的实现并不是要强迫别国接受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而是通过“中国模式”的国际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念、价值、结构和运行方式,体现“中国模式”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

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面孔的政治渗透。美国常常利用基金会与资助对象建立联系,实现干涉、颠覆他国政权等目的。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全国民主研究所、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等,都是受命从事策动“民主”革命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此外,美国还不断向各个目标国派专家访问团,训练反对派代表创建“抵抗”组织网络,以对抗和颠覆目标国政府当局。

几点对策

总体来看,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主要手段具有以下几类特征:首先,沿用传统威胁手段,武力使用更为坚决。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大”,奉行单边主义,甚至滥用武力。即便是沿用和平演变方式输出其所谓的“民主”,仍然要使用武力进行效果强化。2002年9月20日,小布什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正式把“先发制人”战略确定为美国在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希望借助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实现其“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和单极霸权的梦想。“先发制人”战略大大超越了预先防卫的范畴,意味着美国的军事战略更具有进攻性、扩张性、侵略性。

第一,在对外舆论宣传方面,中国应当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通过各种渠道多方位阐释自己的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以此来争取国际话语权。

其次,加强新媒体在政治传播领域中的作用。美国很早就意识到了新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战略价值,非常重视发挥新媒体的政治干预作用。奥巴马政府开始注重通过新媒体对别国施加政治影响,“新媒体外交”逐渐得到强化。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美国当年要投入2500万美元“推动互联网自由”,“将努力帮助专制国家异见人士突破网络封锁,推进人权和民主”。视频网站、脸书、推特等新媒体也成了美国政府军事外交政策的窗口,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凭借新媒体频繁制造政治事件,侵犯他国文化安全,制造或煽动一些国家的动乱。近些年,特朗普政府更是将新媒体作为传播主战场,积极推动其对外舆论宣传和引导。

第二,在对外文化交往方面,寻求最基本的共识。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应该对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给予平等的存在权利,同时鼓励多种价值观充分交流、互学互补,以达到求同存异的目标。④由于多元利益的长期存在,文化对话就成为构建普世价值的基本形式,通过在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沟通、交流,逐渐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和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与这些普世价值紧密相联,才容易为世界多数国家所认同,并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构建普世价值需要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各种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通过多元价值主体的深入对话、广泛交往、密切合作,塑造一个能与世界各国共享的“价值共同体”。

最后,推行民主的手法更加隐蔽复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更注重输出“民主”的细节,为目标国量身定制相应的“民主化”援助计划;二是目标定位更加明确,主要聚焦于目标国的中产阶级、青年、草根等未来以及潜在的社会主体;三是实施手法更为多变,政策实施态度上更为灵活。比如美国现今能够接受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不再纠结于把“民主人权”作为改善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这就使美国在与所谓的“非民主”国家的接触中赢得了更大空间和余地。

第三,在参与国际合作方面,强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民主化体系。以不侵犯别国主权为前提,以不干涉别国内政和社会制度为最主要原则;以联合国框架为基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注重多边合作;在国际议题的设计上采取主动,争取更多的国际事务话语权;通过建立创造国家软实力的非政府组织,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运用“和谐世界”的理念,指导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现实困境

注释:

冷战之后,美国不遗余力地向众多转型国家输出“美式民主制度”,使其成为美国的新兴政治产业。如果说“输出民主”行动在前南斯拉夫、秘鲁等少数国家取得了某种进展的话,这一行动在更多的国家特别是中东、中亚和大部分拉美等国家,却明显碰了壁。比如,美国推行的“大中东计划”步履维艰,“颜色革命”的光环逐渐消退,拉美一些国家与美国渐行渐远。2018年,乌克兰等国也深陷民主化发展泥潭,不能自拔,与“阿拉伯之春”直接相关的叙利亚内战使其国内生灵涂炭。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总结的,“美国自二战后花费巨资向第三世界输出民主自由,几乎都毫无见效”。当今世界普遍期盼和平与安宁,而美国所推行的“民主制度输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得安宁的主要祸根,甚至变成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最大障碍。

① 钟平《“普世价值”背后的动机》,载于2009年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1.价值观强力输出引发文明冲突

② 甄言《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认识问题》,载于2008年6月16日《北京日报》。

民主,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讲本是一种社会运行和管理的方式,现代多数国家都在政治领域以不同方式尝试和运用。但是,美国强行推广其所谓的美式民主,力图让其渗透到世界各个地区,从而建立起对于“民主”乃至美式民主的绝对笃信,其结果必然导致水土不服、南橘北枳。比如,中东地区在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与西方推崇的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大不相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现代化发展迟缓,伊斯兰宗教思想影响深远,加之国家之间、宗教教派之间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中东地区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而美国强力推行单一西方民主社会发展模式,违背尊重文化、价值多元形态共生的文明生存法则,必然引发阿拉伯人对美国和西方文明的抵触情绪。据2011年阿拉伯舆情指数表明,22%的人认为美国是最大威胁。其中,在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后,突尼斯民意有43%的人认为经济状况反而变糟,53%的人认为安全状况反而变糟;近66%的埃及民众认为埃及经济状况在革命后变糟糕,近72%的民众认为埃及安全状况在革命后反而变糟。此外,2017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表明,突尼斯、约旦、黎巴嫩、土耳其等国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对美国持否定消极态度,全球平均46%的人不喜欢美国的民主思想。许多阿拉伯人并不认为美国所推行的民主化战略能够带来正面效应,认为只是美国分裂和主宰阿拉伯世界的手段,最终目的是更好实现其在中东的利益。这一切必然在文化上引发更多的冲突。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的,西方对其他文明内部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③[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打破大国利益平衡态势

④ 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实践危害》,载于2008年1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美国所煽动与支持的“颜色革命”,扩大了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在争夺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主导权问题上,进一步减弱了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美国的这一做法,迫使俄罗斯从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战略反击,同时也给美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消极影响。美国在2005年策划的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事件就使美乌战略伙伴关系发生逆转,迫使美军撤出了驻乌军事基地,2013年底由“颜色革命”造成的乌克兰危机也使俄美关系跌倒了冰点。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0期,摘自2012年第3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大中东计划”加深了美欧矛盾。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其外交独立自主性也与日俱增。在伊拉克问题上,法、德拒绝向伊派兵,认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在伊朗核问题上,欧洲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立场,主张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而非诉诸武力解决问题,而美国则对伊朗始终保持强硬态度,拒绝与伊朗谈判;在巴以和平进程问题上,欧盟主张将其置于中东战略首位以消灭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而美国则主推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将解决巴以冲突置于其次;在中东改革问题上,欧盟优先考虑经济改革,以此推动中东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而美国则试图以军事力量为依托,尽快完成对中东的改造。

图片 2

3.美式民主本身的缺陷

美式民主并非人人向往的完美政治制度,其自身存在的无法克服的民主制度困境,以及在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其无法赢得人们的信赖。黑金政治、政党恶斗和唯利是图的三大制度性病症要根除相当困难。比如,2013年10月,由于党派争斗,政府不少机构相继关门。又比如,2014年4月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法案,取消美国个人对联邦候选人以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总额的上限,这意味着金钱政治要“堂而皇之”地登上美国政治舞台,并完全左右美国那个能够“普世的民主”。近年来,西方民主屡屡遭到挑战: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使英国退出了欧盟,引发大批民众不满,甚至发起第二次公投的请愿;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当选更是让共和党和民主党两方都极为不满,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产生了质疑,并对西方民主制度下所滋生的民粹主义感到担忧,美式民主一时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其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下降。

4.美国自身的军事局限

美国的军事实力依旧强大,却不可能完全征服目标国民众的心。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说:

【“单极的概念是误导性的,因为它过分夸大了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某些领域能够为所欲为的程度……美国的力量不过是貌似强大。”】

冷战结束以后,美军一直处于矛盾与困扰之中:一方面,美军不仅承担着本土防卫的任务,还要承担海外军事行动的任务,而且由于肆意动用武力而到处树敌,导致针对美国的报复性袭击有增无减,“敌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军事基地散落于世界各地,兵力分散,人力本就不足,加之战争使得美军伤亡人数持续上升,部分官兵开始对战争的正义性表示怀疑,部队士气低落。由于美国自身的军事局限,以强权为依托的“民主制度输出”战略正越来越难以维系。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坦言:

【“美国在同世界各国相处时一个最常犯的毛病,就是倾向于用西方民主的标准去衡量所有国家的政府,用西欧的标准去衡量各国的文化。”】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曾指出:

【“美国喜欢民主政权而不喜欢专制政权,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应当做好思想准备为它的这种偏爱付出某种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中国古训是值得美国那些热衷于推行“民主制度输出”的战略设计者们仔细品味的。

三、我们的应对策略

尽管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在世界各地到处碰壁,但是它依然没有停止过脚步。尤其是对中国这个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更是从来没有放弃过“西化、分化”的意图。从历史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中情局就开始草拟一份被称为《十条诫令》的行动计划,其中就指出,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2006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把中国作为今后全球战略的重点,指出“和平演变中国的步伐要加快”。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更是10次提及中国,表示不放弃对中国军力的监控和对中国人权的“指手画脚。”2017年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和挑战者,2018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更是提到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国防部的首要优先事项。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民主制度输出”,不仅是一项短期实施、中期筹备、长期谋划,持续对“非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对中国实施的瓦解、渗透式政治战略,而且还是宣扬资本主义民主价值观、推行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国家战略。以此观之,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并非从人类生活的美好归宿上推行“民主”这一价值理念,而是盗用“民主”这种对于人类社会具有理性规范意义的价值理念,通过政治谎言、经济利益诱惑、新闻媒体宣传、文化价值渗透等种种看似美丽、善意、和睦的手段进行宣传,一步步地渗进目标国的核心,为美国一己的政治和国家利益服务。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对我国政权和主权的稳定、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都构成了威胁与挑战,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面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战略,我国应采取如下应对策略。

1.认清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对我国的危害,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美国等西方势力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一个惯用的手法是通过它们掌控的媒体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从而造成思想混乱、社会动荡,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在这个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极为深刻。媒体舆论战被誉为“没有硝烟的战争”,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仍然异常激烈和残酷。进入21世纪,东欧、中亚的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给美国煽动“颜色革命”提供了可乘之机。美国利用“民主制度输出”战略成功瓦解“敌对国家”的事实,更加激发了其对我国的直接或间接政治瓦解、分化和敌对活动。

从现实性上看,中美两国从1978年建交以来,经济合作交往十分密切,互利共赢成果很多。但双方经济上频繁往来的“中立”和“互利”,无法替代在政治、意识形态乃至军事领域的斗争与对抗。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尤其是与具有重大利益的国家交往时,合作与对抗都不能成为目的,而只能是手段。中美两国,经济上合作较多,政治、军事上分歧、矛盾较大,处理如此复杂的国家间关系,不可简单地用一种行动逻辑来行事,必须清晰、坚定地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根本性原则,面对威胁、危害要坚决抵制,面对合作、协商要理性行事、科学决策。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重点就是不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瓦解。由此,我们不能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简单地用“堵”的态度来对待,而是要持续深入研究其“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用科学、理性的态度来积极应对。同时,要澄清人们对于“民主”等相关价值理念的模糊性认识,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世界上没有统一的文化和制度模式,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强调价值的本土化回归是有其正当性的。塞缪尔·亨廷顿尖锐地指出,现代社会有很多共同性,但它们并不具有同质性。他认为,假设“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地区化而并非世界化的进程”。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我们要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障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等方面着手,寻找适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避免陷入西方民主化的困境。同时,在对外关系中,我们仍然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价值理念,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对于西方的价值观渗透,既要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和防范,又要汲取其成功的经验,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在对外宣传中,我们要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尊重各国自有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并构建一个各种文明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并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2.破解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内在逻辑,树立文化自信

美国以“民主制度输出”作为国际战略的中心,是有特定的文化和价值渊源的。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源于WASP,其中新教教义又是美国文化价值核心之核心。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长期由基督教中的新教教派一统天下,从文化价值观到国家价值观,新教利用教徒占绝对多数的优势,奠定了在美国国家价值观中的地位。《圣经》不仅被视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思想内涵也成了《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的思想来源,而其中所颂扬的价值追求则内化为美国社会制度的精神基础。以《圣经》为价值基础,借助《圣经》思想的外溢,美国人生成了上帝的宠儿和使者的观念,“传福音”也就成了美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义不容辞”的“先天合法性”驱使下,“传福音”的观念付诸世俗行动,加之政治利益诉求的作用,就演化出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民主制度输出”这一战略构想。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民主制度输出”是美国外交“领导”和“重塑”世界的逻辑延伸。一直以来,美国热衷于民主输出,尤其是冷战的结束被视为美国民主的胜利,使美国对民主输出表现出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和高涨的热情,这一点也成了美国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塞缪尔·亨廷顿呼吁西方国家“提倡实力、凝聚力和它在一个文明世界的文明持久力”,“保护和扩大他们共同持有的利益、价值和文化”。约瑟夫·奈认为,“当前是一个国际事务受软权力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代……如果一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则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美国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在提升其国际领导力方面”,美国“不必担心会重复霸权冲突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因为美国拥有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硬权力资源以及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软权力资源,可以保持它在跨国相互依存新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可见,软权力与硬权力互为表里,美国要以此来实现其领导世界的梦想。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时代,美国的政治经验似乎正在成为学习的榜样。全世界都日益普遍地强调成文宪法的重要性和法律高于政治权宜考虑。不管这种强调在实践中有多大的欺骗性,它靠的正是美国立宪政体的力量”,“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民主制度输出”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浓重地印刻着美国文化价值观对于国家价值观的深刻影响,这种深刻性内嵌于美国文化、价值、思维方式的精神驱动力之中,同时也外在凸显了美国国家政治诉求。换言之,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是以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等软实力为支撑,以国家政治诉求为先导,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而建构的一套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思想体系战略。

我们知道,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例如,由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比我们更强调“逻辑”和“普世性”;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突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要求个人意志和行为自由,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方文明则更多强调集体主义,追求团结、和谐。在解决现实冲突时,集体主义者更倾向于用协商的方法,而个人主义者更多地求助于法律;集体主义者看重团体的欢乐与和谐,而个人主义者强调竞争和控制他人。中西在社会文化和思想传统方面的差异性有些会因全球交往的迅速发展日益淡化,甚至通过相互学习和影响而趋同,但还有一些可能会随着中国的发展变得更为突出。面对现实的利益纠纷与矛盾冲突,我们要在正视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一方面增进中西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另一方面将文化、文明差异与利益纠纷相分离,保持对对方文化与文明的尊重,这是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可行途径,因为一味地停留在文化与文明的高低和优劣之争,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我们要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加文化认同感,积极利用文化上的共同点来化解矛盾和冲突,从而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3.立足世情与国情,充分释放社会主义政治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发展不会始终沿着西方的单行道行驶,而会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特征。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代化进程处于高速发展期,伴随着与日俱增的经济影响力,中华文化的辐射与传播也会随之扩散与强化。

我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辉煌文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的价值,不仅要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特色和最本初的文化基因,而且还要对今天的“中国特色”作出最真切的解读和阐释。从历史出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共同体认同的“黏性”,对于今日多样性发展的中国,它不仅承载着继续巩固文化价值观统一体的责任,还要为政治认同、经济协同的统一体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以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诠释当代中国的价值需求,其内容既包含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又承袭了中国优良传统,也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价值理念。中华传统文化注重和谐、倡导共赢、主张协商,在处理国际关系中主张这些极富吸引力的价值理念,对于弥合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分歧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应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传播我们的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广泛利用媒体资源、使用新型传播技术和手段、利用所有可能的对外交往渠道,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4.立足现实,创造和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外条件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个国家若要谋求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发展与繁荣,必须予以别国相应的机会;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让别国也感到安全。我国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要持续发展、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就必须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尤其是周边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国内建设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当前我国以国家发展战略带动国家间发展、引领国际关系新形态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中华文化的复兴为支撑。“一带一路”倡议借用了“丝绸之路”这一古老文明所形成的不同文化与文明交往的传统,并以此发展出了现代语境下国家间交往的新秩序,即文化交流带动经济合作并推进政治互信,进而形成国家间区域性的协调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和平、和谐、合作的外部环境,“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建构这一环境的重要抓手。传播“丝绸之路”的中国价值,有利于营造“丝绸之路”文化背景下和谐、和平、合作的国家间关系,以文化发展带动经济建设,在传承古老文明的同时开发现代的文化价值。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省份的进程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复兴“丝绸之路”文化发展这一契机,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省、各地区的文化经济建设,增进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发展框架下,快速复兴中华文化,营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的发展空间,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重启尘封已久的“丝绸之路”文明,是我们寻找发展动力的一次全新尝试。

通过对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解析,我们既要看到美国推行这一战略的虚伪本质,也要明确我们未来所要努力的方向。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我们依然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种文明,但中国的发展不应也无法离开自身文明的土壤。从中华民族自身悠久的文明土壤中汲取营养,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的真正来源。

参考文献:

[1]Paula J. Dobriansky, “Advancing Democra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4.

[2]Joshua Muravchik, Exporting Democracy: Fulfilling America s Destiny,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1.

[3]任晓:《美国全球战略走向的风向标: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解读》,《参考消息》2006年3月23日。

[4]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5]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6]〔美〕丹尼尔·贝克:《权力语录》,王文斌、张文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7]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金英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访问学者。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微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研究”首发,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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